但后面这些年，好运气似乎在慢慢耗尽，他想尽办法，想多挣些钱，买公交车、干代驾、开早餐店，但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受挫，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外债还完。 今年44岁的张海超这几年长了不少白头发，在采访中，说起“一地鸡毛”的生活，说起“兜兜转转还是一场空”的现状，他几次崩溃，泪流不止。 张海超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杏树，种了20多年，已经结了满满果实，窗边晒着干了的杏核。树荫下有一间上世纪90年代修的白色房子，被隔成了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，张海超有时会睡在这里。他的父母睡在另外一间砖房里，那间房是1980年修的，比他还大一岁。 卧室对面，是一个土砌成的羊圈，矮小，面积也不大。打他记事起，里面就住着父亲养的羊和牛，如今，他父亲年龄大了，还要照顾他偏瘫的母亲，就卖掉了羊。 他的父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儿子开胸验肺后回家时的情景，那年的夏天格外炎热，没钱住院的张海超被拉回家里，胸部开了一个大口子，虚弱到说不出话。 但好在，他成功拿到了诊断书，获得了工伤认定，接下来，是一笔不菲的赔偿款，用这笔钱，他做了双肺移植手术，到现在，已过去了近12年。 “这12年时间总体来说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，最起码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并发症。”张海超的语气很平静，但这平静之下，是尘肺病带来的终身重压与无休止的经济消耗。 尘肺病与其他工伤不同，是永无终结的，随时间推移病情会加重，即便做了肺移植手术，也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，一旦出现排异，后果几乎是死亡。“不管拿了多少钱，结果可能都是人财两空。” 药物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。老家床头的一个箱子里，堆满了张海超这些年吃光的药盒子，压瘪了塞在一起，满满当当足有几十斤。现在他一天吃两顿，每次吃七八种药，一天的药钱要几十块。 除了吃药，去医院复查也很耗人心力。原本，他每年都要去无锡，到当年给他做肺移植的那家医院做复查，但因为缺钱，他前两年都没去，只是每个月在郑州检查一些基础的身体指标。但不断听到，有病友因为排异反应而去世，他也有点慌，今年也要去做一次复查。 公开资料显示，近年来，国家积极开展防止因病返贫监测，将尘肺病纳入30种监测大病专项救治病种，保持相关救治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目前纳入监测范围的因尘肺所致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“三类户”的救治率达99%以上。 公益组织“大爱清尘”秘书长方晓星今年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表示，“近年来，国家出台了许多尘肺病相关的政策，对无责任主体尘肺病患者的保障可以概括为，融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，用医保来保障医疗，用低保来保障生活。” 2014年，他用一部分赔偿款加上找朋友借的钱，在老家新密买了一辆公交车，15年的时候换成了新能源的车辆。开始几年，情况还不错，每个月能赚个七八千块钱，除了自己的医药费和养家的费用，还能还一点外债。 后来，情况越来越糟糕，客流量越来越少，与之相匹配的是公交线路越来越少，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少。网约车、共享单车甚至家家户户自己买的电动车，都在冲击着公交车的生意，再加上拿不到补贴，现在的公交车几乎需要他每个月往里面贴钱。 比如一个普通的工作日，张海超需要早上五点四十起床，六点四十发第一班公交，晚上七点四十下班，全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跑七个来回，行驶大概140公里到150公里，收入刷卡114块钱，现金大概二三十块钱。 但张海超面临的经济压力一点都没放松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压力，是“无奈”也是“无助”，女儿今年上了大学，爸妈每个月得吃药，自己也得吃药，还要还之前借下的外债，他每一天都在想，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去面对。为了省点钱，他的“算计”渗透到每个角落：开车走访病友，“能不走高速就不走”，“在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住宿、吃饭”。 张海超从没停止尝试，他不怕苦也不怕累，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像正常人一样去工作，去生活，但总会在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而中止。比如他做过代驾，但到了冬天，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骑着电动车，会让他经常感冒。 再比如他在2021年开过的早餐店，投资了70多万，租下一个80多平方米的房间，摆了十几张桌子，卖胡辣汤和包子。冬天的时候他3点就要起床，夏天还要更早点。一开始，生意还行，张海超充满了信心，坚持了一年多，疫情和身体的双重压力有点让他吃不消了，那一年，他瘦了40多斤，最瘦的时候只有110多斤。 此外，他偶尔也会去跑几趟旅游大巴，老板按趟数给他结工资，有活的时候，平均每天能赚200多块钱，但他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“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跑一些长途，身体上有些吃不消，另外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到一定年龄可能用的人也不多了。” 接连的打击在2022年底达到顶峰。长达几个月不能工作不能出门，公交车停运，早餐店关门，他觉得自己有点顶不住了。他说，自己在本该撑起一个家的年纪，却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，这些痛苦他深埋心底，他想给别人留下一个积极生活的形象，“没有跟别人说过，老人和孩子，说了之后让他们过多的担心，只能自己去扛。只有用时间去磨平。” 他的卧室书桌上摆着一张和女儿的合照，两个人坐在一张长椅上，女儿从后面紧紧地抱着他。或许是因为和女儿合照的机会不多，张海超至今仍然记得那张照片拍摄时候的场景：他带着女儿上舞蹈班，中午休息时，他和一个寻求帮助的尘肺病人打电话，女儿黏他，一直抱着他不放手，一名来采访的记者定格下这个瞬间。 如今，照片已经发白，人的轮廓都有些模糊，照片中的小女孩也已经长大，今年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家乡，一年才会回来几次。父女俩的性格都比较内向，平日里很少有深入的交流或者谈心。 女儿应该早早就知晓了父亲的病痛。肺移植手术那年，她刚上一年级，却已学会在父亲服药时间精准掰出药粒、端来温水；一次江西台转播纪录片时，她指着屏幕喊：“爸爸上电视了！”但在张海超有意地回避下，他们没怎么谈过关于病情和未来的话题。 只有一次，张海超担心自己活不到60岁，没法继续领养老金，他告诉女儿如果那样的话会退还一笔钱。但女儿的回答是：她不需要那笔钱，她只想让爸爸好。 在女儿之外，张海超觉得自己也有一种责任，来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因为有很多尘肺病人都在关注着他。他不愿意队伍表露出自己在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，不想让他们因为自己而失望，希望自己能让这些尘肺病人感受到积极、乐观、向上。 有很多病友羡慕他的幸运，但他的幸运，对那些病友来说，是遥不可及的，所以他好好活着，对其他人来说，也是种鼓励，尽管在张海超看来，用“幸运”来说这种事情，是很“悲惨”的。 开胸验肺之后，他成了尘肺病人里面的名人，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坚持做公益，跟随大爱清尘组织走访和帮助尘肺病人，但最近几年，因为经济压力，走访的次数变少了，大多数时候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供帮助，比如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满是尘肺病人的求助，也建了不少群聊，供尘肺病人们交流信息。 现在，每天依然会有病人或家属联系到他，他的手机总在震动，开公交时不能接，他就“到站以后再给他回过去”。这些求助背后往往是很复杂的，职业病诊断被拒、赔偿执行无望等等，张海超会无偿帮他们写申诉状、出主意、甚至代写法律文书，即便过得不好，他也没想过去“挣不该挣的钱”。 尘肺病人需要张海超，张海超也同样需要这些尘肺病友，从他们身上，他看到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向往，安慰他们，也是在安慰自己。 去年6月，肺移植后11周年的那天晚上，下了班的张海超自己开着车去了嵩山，带了几瓶水，充电宝和手电筒，从晚上11点40开始爬，直到凌晨5点到了山顶，看到了日出。 他想挑战自己，当他站在山顶向下望的那一刻，就觉得这也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，就好比之前做的一些事情，也好比活着，可能在中途觉得很难，坚持不下来，但最终，还是会登上山顶。
